东汉碑刻的隶书

       东汉以隶书碑刻数量最多，篆书碑刻存世的只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少室石胭铭》、《开母石胭铭》等少数儿种，其中墓碑只见袁安父子二碑，这和东汉盛行今文经学不无关系。东汉立干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均为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家兼通谶纬之学，这些经学家大多世代为显宦，其弟子门生也往往出仕当官。从存世和著录的东汉墓碑碑文看，碑主几乎都是属于今文经学派。如袁安学孟氏《易》、郑固学欧阳《尚书》，孔宙治严氏《春秋》，武荣治鲁《诗》，祝睦修韩《诗》、严氏《春秋》。郭泰、杨震、杨著、刘熊、曹全、张表等皆通“纬学”。东汉的字书，都已用今文编写，通小学、懂篆书只是少数古文经学家的专长，而隶书(八分)则是西汉中后期以来所通行的书体，所以东汉碑刻多以今文—隶书(八分)书写。《袁安》、《袁敞碑》以篆书书写，实是特例。

 

 

图：袁安碑

 

       从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简书看，其时隶书已完全成熟，它的结体工稳扁方，用笔逆入平出，取横向笔势，波挑分明，横竖笔画转换处方折。这一类隶书在东汉的一些官文书以及正规严肃的场合仍一直沿用。立于宗庙、山川、坟墓的碑铭是为了崇祀神灵、敬怀圣贤，或纪功述德、垂示后昆，所以也都用这种隶书书刻。西汉简犊中还常见有种无波挑的隶书，较简率，其书写的速度应远远快于上一类隶书，便于日常使用。到东汉后期，无波挑的隶书就逐渐演变出行书和一种较行书工整的新型书体。古人习惯于将通俗的新书体称之为隶书.于是将这种.工整的新型书体也称之为隶书，它就是以后发展成为楷书的书体。而将有波挑的隶书，称之为“八分”。“八分”之名称约起于魏晋之际。这和草书演变出今草后，将原来的草书称之为“章草”，是一个道理。

      “八分”之得名原由，历来有数种说法，大抵可归结为三种:一种说法是秦代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少波势，用“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认为这一书体得名于字的尺度。另一种说法是汉隶演变“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清代包世臣即主此说.并认为“八字“可以训背，言其字势左右分布相背。这是以笔势横向背分而得名。第三种为北宋叶廷挂《海录碎事·文学·书札》中所录的一说，即“八分，蔡文姬云:‘臣父割隶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元代吾丘衍亦认为:“八分者，汉隶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隶则易识，比隶字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字，即得之矣。”，明代王世贞附和之.以为汉《夏承碑》、吴《天发神俄碑》即是八分书。A;第三说假托蔡文姬言.其书体非指有波挑的典型汉隶，姑去之不论。第一说以大小而得名，汉尺合今23厘米，字方八分，约2厘米见方，若写于简犊，字嫌大，而比之今存诸汉碑.字又过小，以尺度命名书体，也无他例，故此说不足信。当今同意第二说者较多。

       八分书在东汉是·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由于几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场的书体之一。东汉后期.八分书、草书、鸟虫篆是书法家们潜心钻研练习的几种艺术书体。蔡A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汉末魏初的踵爵擅长数种书体，而以铭石书最妙。

       以汉代碑刻隶书作一比较，西汉的《杨量买山地记》、《鲁孝王刻石》、《鹿孝禹刻石》、《连云港界域刻石》.新莽时《莱子侯刻石》，东汉前期《三老讳字忌日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等刻石波挑极少，而到东汉中后期，碑刻则普遍用八分书书刻。自清代后期碑学盛行以来，一些研究汉碑的学者都认为东汉巾期以前碑刻书法古朴，到担、灵之际隶书方才成熟，代表之作是这一时期名碑巨刻上的八分书。随养汉简和汉代其他带字器物不断大最出土，知道前人根据汉碑上书法的变化来描述汉代书法史的发展是偏失的。西汉中期出现横势带波挑的隶书后，至宣帝时期就已有定县八角廊汉简那样成熟的八分书了。而不带波挑的隶书，自西汉中期以后一直是作为日常应用的主要朽体而沿习。对于带波挑的隶书与不带波挑的隶书，有人分别将其名之为“典型隶书”和“通俗隶书”o'这两种书体在西汉中后期即各自发展，但也相互有所影响。西汉至东汉早期的一些隶书碑刻，并无强烈地表现书法艺术的意识，故石质粗砺，制作不讲究，石面不平枯，也不打磨，刻工简率，书写都是用日用的“通俗隶书’，近两千年后看这些斑驳残种的作品，自然会产生一种朴茂浑雄的感觉。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因此，东汉中后期的著名碑刻JL乎都是用八分书书刻。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已属非通俗隶书，用于碑刻.以示庄重。这种将工整而非通俗的书体用以书写碑刻的现象，历代甚为普遍。所以汉代碑刻L的书法，并不真实地反映出一条文字与书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但是不管怎么说。东汉中后期大量的碑刻，是当时艺术家们施展书法才能技艺的最主要的场合之一。现存的《蔡巾郎集》辑收了蔡琶所撰文约90篇.而刻于贞氓之碑铭赞颂即有36篇，书写这些碑刻应是蔡邑本人或书艺足以相称的人。东汉立碑，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究。碑石要派人外出采集，要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饰，要请赁手艺高超的石工。如《孔宙碑》记有:“故吏门人.乃共阶名山，采嘉石.勒铭示后。”《衡方碑》有:“海内门生故吏，口口采嘉石，树灵碑。”已佚失的《武梁碑》有:“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摧取妙好，色无黄斑，前设坛惮，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撼骋技巧，委逝有章，垂示后喇，万世不亡。”《张迁碑》特“赁师孙兴，刊石立表”。故东汉名碑如《乙瑛》、《礼器》、《史晨》、《曹全》、《张迁》诸碑及《熹平石经》等，石面皆平整光洁，历1800年而不剥蚀。石质粗砺还是细润，对刊刻甚有影响。上述数种丰碑巨刻，石质皆精细.刊刻工致，双刀斜下，字门光润，充分表现了书写的原貌。尤其《礼器》、《曹全》碑，笔画起讫提按，毫芒毕现，如睹墨迹。可见当时石工技艺，代相传授，精益求精，造诣极高。而摩崖刻石，则因山就便，稍加整著，大书深刻，椎凿而成，字口剥落，浑沦苍茫，皆粗具规模，不求细致。如《西狭颂》雄峻方整，已是摩崖刻石中精微之作了。这是刊刻因石质不同而方式有异者，也有刻手拙劣，不能表现笔意者，如《鲜于磺碑》，结体收放随意而生动，其书者水平可与《张迁碑》相领顽，而刻工不称，用刀平切直下，致使笔画板滞臃肿，大为减色。东汉初的《三老讳字忌日记》石质坚好，打磨也较平光，而其时石工所能掌握的刀法皆十分简单。清后期金石家魏锡曾在《绩语堂碑录》中有其对《三老讳字忌日记》刻法观察的描述，云:“《三老》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诉裂如松皮。”这种刻法还是承袭西汉以来简单的刀法，与大多东汉摩崖刻法也大致相同，其所出效果并不是书丹的笔意。撇开刻工简率的碑刻不论，即便较忠实地按照书丹字样仔细摹刻的碑刻，也多少会走样，更何况临池所用的拓本，尚要经椎拓、装裱等工序，故碑刻的字与墨迹总是有一定距离的。宋代米带以为:“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以米带为代表的反对学石刻上的字，主要是因为石刻文字经几道制作工序后，已反映不出真实的笔法。但是在清末民国汉简尚未大量出土之前，人们无法见到汉代人的墨迹，学汉隶主要是从碑刻入手。清代碑学派书家是从二王藩篱外另辟蹊径的，故对传统的笔法并不在乎，而将汉代碑刻由笔法与刀法相结合的形态，包括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的痕迹，所形成的生拙的笔画和古朴的气息，称之为“金石气”或“石气”，来作为自己创造新笔法的滋养。所谓的金石气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追求去摸索和领悟。清末书法家姚孟起《字学臆参》中说道:“临汉碑宜有石气，然非拳曲之谓也。问:何谓石气?日:不可说。”“作隶须有拙笔，乃古。”客观事实上，汉代石工那种简率的刀法，并非是要想在书法的基础上作艺术的再创造，而是一种技艺上的不成熟，但它在清代碑学派书家眼里，却正是他们所要追求的一种原始美、质朴美.所以清代碑学派是循古而创新的流派.当汉简大量出土，在能见到汉代人墨迹的近现代，汉碑仍是学习隶书的最佳范本。这是因为汉简字小，小字的笔法结体同大字有异，虽可放大影印，也不一定适合作大字临习。另外，汉代铭石书之规整茂密的结体、生拙古朴的笔画、天真自然的意趣，以及风格纷呈的品类，都显示出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