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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翰墨之道与草书的启蒙
“善史书”风气的直接后果，就是书家群体的涌现，使写正字正体的学术与政治需求，开始向书法艺术、向H常实用的草体方面倾斜，而人们最先寄以浓厚兴趣的作品形式，居然是私相闻问的尺牍。张怀瓘《文字论》云:
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玄妙，指纯艺术审美的各种内容，能够吸引人们在“道”的层面认识并持续挖掘书写之美的力量。《书断》又云:
自陈遵、刘穆之起滥够于前，曹喜、杜度激洪波于后，群能间出，角立挺拔:
陈遵是西汉晚期全下莽时人，《汉书·游侠传》述其“性善书，与人尺犊，主皆藏弃以为荣”J刘穆，《后汉书·宗室四王传》作“刘睦”.称其“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又善草书，“及寝病，帝(明帝)样tIV令作草书尺犊十首”。这是最一早善草书名家和草书尺犊书法被帝一}宝爱珍玩的实例。这里提出一个事实，即在古人眼中，“翰墨之道”与其前后的“善史书”是有所区别的，并且与草书有关。
就考占所见，原始草书见诸云梦睡虎地秦墓木牍家书中的部分字形，时当战国末年。成篇的、业已和隶书分途发展的原始草书，是大约书于惠帝之前的马王堆汉墓医简，其字尚存隶意，如称之为“隶草”，当更近于事实。又，草书是对尚在演进中的古隶所做“相似性简化”，成公绥《隶书体》称“草藁近伪”，就是在讲这种.‘伪略”的相似关系。又，《书断》引王悄云:
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
兼书之，昔皆不解，或迁指兼乃“粗”字之误，实则兼谓省并简化，正可以代表原始草书从隶变的字形进一步改造而来。隶书实现正体化，草书亦告成熟。《急就章》本名《急就篇》，用隶书抄写，考古有实物可证。用草书抄写传习，是东汉草书风气大盛以后书家习字兼示后学所为。今草出现，人们为使草书之名与《急就篇》区别，遂易篇为“章”，名其体曰“章草”。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善史书”活动，尤其是帝王后妃等非功利人群的积极参与，提高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热情和鉴赏能力。草书体的成熟及其便捷流美，更为非功利的艺术探索，提供了广阔空间。刘睦贵为北海靖王，“善史书”并兼善草书，深得光武帝和明帝的器重，尤能说明从史书到草书的非功利性转化。其后名家辈山，创立规模，遂使草书比肩正体，独领尺赎风骚。又，《书断》评徐干善草书引班固与弟超书云:
得伯张(徐干字)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
稿、草同义，草势殊工，是在笔势的变化和运动中考察草书的美感。表明中国古代书法的审美与评价，首先由草书启蒙发凡，借助尺犊书信的往来进行交流与传播。其后崔缓作《草势)，对书法艺术认识之深，远非汉晋其他势评可比。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张怀灌所谓“翰墨之道生焉”，与草书崛起及审美早熟，关联至为紧密。
2、翰墨之道与书体演进及改造
在“翰墨之道”启示下，书体演进和改造一直处于自觉的艺术活动之中，士大夫书家积极参与，先后创立楷模，导引书法不断地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1）旧常实用书体演进
王次仲饰隶为八分，使隶书的艺术品质得到丰富与提升，具有较强的可观赏性。同时，艺术的繁难也影响到它的实用性，人们开始尝试加人草书的成分，删繁就简，化转曲为率直，即成原始行书。原始行书和原始草书相似，都有隶书痕迹，仅古今、多寡有所不同。据载，东汉末年刘德另始创行书，实则应为善行书的第一人，魏初钟繇、胡昭均师之。钟氏推陈出新，行书与其“小异”;复整齐规范其字形，遂成新体楷书。庾肩吾《书品》评其得“天然”之美，实赖于草创之功。王羲之再度剪裁钟书，整饰规范，楷法始告完备。行书亦然。《书品》以其“天然”不及钟而“工夫”过之，也根基于此。
章草至张芝草圣，乃集大成，因临池而不“工夫第一”。张怀瓘最为推崇张芝，并称其始创“一笔书”之体势连绵的今一草，殊不足据。《书断》称只有王献之“明其深指”，可以续作。此正可以表明，如有草圣遗迹，必与小王有关;米带认为《淳化阁帖》所收张芝今草《冠军帖》系张旭临小工书，当近于事实。张芝以降，章草虽有变化，但不会超出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规模。所以，今草的成熟应以王羲之作品为标志，但也仅限于很少的字形连属;极纵草势.应以小王为始。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阮元《北碑南帖论》云:“《阁帖》普人尺犊.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据此可以发挥者有二。一是尺犊用于亲友僚属之间，书写比较自由随意，稍为简率便捷，即成伪略牵萦之势，从章草到今草的演进，实得力于此。二是魏晋书法，由世族领导时尚，由清流雅好而成传统，其中的政治因素，亦不容忽略。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自述‘’江南谚云:尺犊书疏，千里面口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即可为证。
(2)古体的多元化艺术变迁
隶书正体化以后，小篆成为古体。《四体书势》载章帝建初时，曹喜善篆，与李斯小异，江式《论书表》亦言其“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后学，皆其法也”。又据蔡琶(篆势》的描述，其时已有“垂露”之体，《书断》则称“悬针”“垂露”二篆均为曹喜所作，虽不能确认，但小篆书法有新的发展，则无问题。又，蔡W-善篆，《论书表》叙云:
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琶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诸方献篆，无出琶者，
蔡邕篆书“为古今杂形”，已不能考见，《四体书势》评共“精密闲理不如淳也”，则魏《三休石经》小篆当由邯郸淳、韦诞一系传承而来，有悬针的特点。东吴《天发神谬碑》系悬针篆的变化，装饰性较强。
此外，东汉古文经学大盛，古文书法亦颇流行。《后汉书·卢植传》上载灵帝书有“古文科斗，近于为实”之语，表明其时古文渐被整饰美化，状类绷斗。《四体书势》述魏初传古文书法者有邯郸淳、卫凯，至《三体石经》乃“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时间略后，而言战国古文转化为装饰书体的情况，则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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