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先驱

　　文史研究馆是建国初在毛主席倡议、周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筹建的，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机构，聚才敬士之所。馆员大都是博学多才的文史耆宿。各馆首任馆长更是出类拔萃，名闻遐迩。本刊从2007年首期起，在“翰林风采”专栏中，特邀各地文史馆的同仁撰文介绍本省市首任馆长，让读者领略各馆“首任馆长”之风采，感悟一代名士之人生。

　　甲骨文字的发现是我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对研究世界人类文明意义重大，同时为我国历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提到甲骨文字就必然提到天津的王襄先生，他是最早发现甲骨文字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与才智，辨识、研究甲骨文字，治学矜慎，著述精辟，为甲骨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在古钱币、古陶器、古镜、书法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也多有成就 。

　　发现甲骨

　　王襄，字纶阁，号簠室。1876年12月31日(清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生于天津。自幼聪颖好学，7岁开蒙，11岁入樊荫慈家塾读书，18至22岁问业于天津著名学人王守恂(字仁安)和李桐庵。系统学习了古文词诗赋辞章，可谓受益匪浅，为他一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95年开始乘日课余闲，治金石学业，认为“金可证经，石可订史，学固博奥，未易穷也，始写篆、刻印立其基”。为他以后鉴识甲骨文字铺平了道路。1897年王襄开始接触新学，他通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贺长雄的《种族进化论》、章炳麟翻译的《社会学》、《三角数理》等书籍，以广博知识。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冬十月,与王襄相熟的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售古器物来到王襄家，时天津著名书法家孟广慧亦在座，范言曾见到农民收落花生时偶于土中捡到刻有文字的兽骨，因不知其为何物未敢收购。根据他描述的特征，孟广慧意测为古简，并促其收来一看究竟。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可谓是影响王襄一生的一年。是年秋，范寿轩果然携带大量出土刻有文字的甲骨来到天津。当时他落脚在天津城西的马家店，邀王襄与孟广慧前往观看，同去的还有王襄的二弟、天津著名篆刻家王钊(字雪民)和著名画家马家桐(号景含)。于是一行四人观看了大小不一，沙尘满体，字出刀刻的甲骨，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惊为千载瑰宝，遂定为殷商之时古人在龟骨和兽骨上锲刻的文字，对研究殷商历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一块字数较多的全甲之上半，完整无缺，当时视为大宝。这样的巨大之骨以字定值，一字一金，一块值数十金，其价之贵可见一斑。面对国宝，王襄与孟广慧这样的寒士却没有太多的财力购买，只捡其中少部分购之，用以考古、临摹，直到转年出土量大，范寿轩复来，索价降低，王襄才得以购藏。王襄对甲骨文字的珍爱与无力购求的无奈在《题所录贞卜文册》中有所记载。后来范以三千金的价格，将所携甲骨全部出售给北京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王文敏)了。而那块珍贵逾他品的全甲之上半让孟广慧爱不释手，一直牵挂在心，当他得知这块甲骨被王懿荣买去之后，请在天津做官的王懿荣次子王崇烈写了封介绍信专程赴京到王懿荣府上再次观看了这块甲骨，并释出52个字。此事，后来被甲骨学者陈梦家先生记录在《卜辞综述》中。可见同一块甲骨王襄与孟广慧先看到，转而再送到王懿荣处，并为其收购。由此可知，王孟二人发现和收购甲骨都稍早于王懿荣(目前学术界另存王懿荣最先发现购藏甲骨之说)。诚然，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远比是谁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字意义重大。虽然王襄、孟广慧和王懿荣都为最早发现、购藏甲骨之人，但由于各种原因，三人中最终对甲骨文进行深入研究且著述弘富的唯王襄一人。自1899年—1917年间王襄长期节衣缩食先后六次购进甲骨共计4000余片。数量众多的甲骨为他深入研究甲骨文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资料。自此，他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时间研究辨识甲骨文字，徜徉于甲骨文字所打开的未知的殷商时代，最终成为我国甲骨学的创立人和奠基人之一，还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先驱。

　　著述治学

　　1906年王襄考入清廷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预科，1910年从其矿科毕业。5年的学习让他接受了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其影响在他日后的著述中逐渐显现。学习期间他利用日课余闲，辨识甲骨文字，对可辨识的文字加以诠释，始知其文即古人占卜时所记文字。1908年王襄由其化学老师华学涑介绍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燕支部。这是他最早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王襄毕业后被奖掖举人，赴河南警务公所任帮办文牍工作。因目睹官场龌龊，遂绝意仕途。1914年由高等实业学堂同学陈震华介绍，入长芦盐务稽核所石碑支所任职。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外出谋生生活，足迹所至闽、粤、浙、川、鄂、冀诸省。但无论身处何方都将所藏甲骨、拓片随身携带，以便研究、著述和临摹。春去秋来，酷暑严寒，王襄对甲骨文字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其相关著述也终于完成。1918年完成《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书稿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全书分《正编》十四卷(共录所识之873字)、《附编》一卷、《存疑》十四卷、《待考》一卷共三十卷。1944年胡厚宣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序言中认为王襄是对甲骨学最有贡献者。陈梦家在其所著《殷墟卜辞综述》中对《簠室殷契类纂》一书也作了客观的论述，认为1919年至1933年间是甲骨文字审释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四种字汇中只有王襄的比较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增加了一些新认识的字。但更重要的是王襄的研究不为他人所囿，坚持研究的科学与严谨，例如他认为罗振玉考释不对的内容或附入于《存疑》之中，或在《正编》中以己意改释。

　　《簠室殷契类纂》开编创甲骨文字典之先河，其创造性不仅仅在于考释文字 ，在每个字下均注明整句卜辞，便于读者稽考征引;每条词目下包括释文和辞例，全书按《说文解字》的部首排列文字，摹书甲骨文，并举出卜辞辞例，使读者在了解甲骨文的结构特点的同时，探求卜辞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其著述方法科学实用，以至在47年之后日本学者岛邦南采用同样的方法完成了他的《殷墟卜辞综类》。1927年至1928年间，王襄用在四川三台工作和返津休假的时间，重新修订此书，其中新识与勘误者27字，增补异文者11字，于1929年再版，正编收录文字增至957字。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甲骨文工具书。

　　1923年王襄调任广东盐务稽核所工作，同年《簠室殷契征文》(附考释)完成，1925年初版由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出版。全书共二十四卷。此书收录的殷契墨本皆为王襄自藏甲骨，著录甲骨文字1125条，以贞卜事项分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十二类，将甲骨文字所载内容分门别类排比著述，王襄是第一人。这十二类基本概括了卜辞的内容，因此胡厚宣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序言中说：“……《簠室殷契征文·考文》释字考文，无不精到。”

　　在《簠室殷契征文》天象一中载：“癸酉贞，日月有食，佳若。”是武乙文丁时日月交食的完整记事的卜辞，仅此一见。天象二中载：“旬壬申夕，月有食。”是武乙时月食记事的卜辞。在已发现的卜辞中，月食记事刻有干支者只有两例，《簠室殷契征文》所载即其一，亦是国内仅有。这两条距今三千年的天象记载，为中外天文历法学家推断和解释古代天文历法提供重要而真实的依据，在学术上极为重要。同时我们也了解王襄所藏甲骨之珍贵。

　　综而述之，王襄研究甲骨文字、出版自己的著作，其时间正是1928年以前，根据甲骨考古的分期应是在第一时期，即非科学发掘期，这一时期甲骨学正处于“识文字、断句读”的阶段，也是重要的发展阶段，虽然王襄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把甲骨文应用到殷商历史的研究中，但他的《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两部著作仍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他的研究方法突破了自乾嘉以来旧金石学范畴的考古方法，首次把“类”的观点应用到《簠室殷契类纂》中，与郭沫若的《甲骨文编》有着相似之处。《簠室殷契征文》的分类方法仍沿用至今，也是他在继承我国汉学传统的同时融入了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的结果，在甲骨学界独树一帜。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成为甲骨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王襄从事研究并未得到国家或学术机构的资金支持，也没有商人为他出资赞助，全靠他做职员的收入收集大量的资料，因财力限制，研究所需书籍资料常常是与作者商借，工楷抄录。他从民国初年到解放以后抄录的金石学专著和考古学的资料有一万多种，他曾记载道：“价重力不能有，从书肆假读，择其文字希有，堪为治斯学之助者凡五十四片，写于后方，见予贫状如故，而嗜古之情无或减焉。”

　　对甲骨的研究只是王襄对汉文字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实际上王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大师。他对古文字的研究可谓既深且广。

　　他通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深入解读，认为研究古文字当求诸彝器款识。也正是因为他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在彝器、石鼓、陶器、古泉、印玺、铜镜等古器物上收集、摹拓了大量的古文字并加以归类、研究。1931年8月王襄在浙江省盐务稽核所任上完成了他的《秦前文字韵林》。此书收录上起殷商，下至七国，凡卜辞、金文、石鼓及陶、玺、刀币器物上的可识文字3102个，将先秦文字依时代先后为序，以《佩文韵府》为韵次，分上平、下平、上、去、入声辑为五编，将秦前二千年的文字的发展和衍变清楚地展现给读者，是一部创造性的文字衍变巨著，惜当时的书商毁约，未出版。

　　王襄在接触大量古文字的同时从未间断对书法的临习，作为古文字大师，他对大量古器物、写经、碑拓之上的各种字体结构、笔法有着深入的探究，通过临习融入自已独到的理解，从而形成特有的书体风格。只是其书法之名被他的学术声名所掩盖。他最推崇吴大澂的篆书，对三古金铸文字有着自己特别的感悟，篆书写来苍秀朴茂，胎息极厚，直追三代。在结构的变化、笔法的继承上都超过了吴大瀓。现存大悲院山门上的“古刹大悲禅院”便是王襄的篆书遗存，其气势磅礴，体态厚重可见一斑。王襄还以三代金文的大篆笔意将小篆写得古拙典雅。他有幸得见甲骨文字，揣摩研究，用软毫毛笔在纸上表现龟兽骨上的刀刻文字，写出了甲骨文字的精髓。而他的行书更是自成一家，因特别推崇魏齐墓志和造像而独具风格。楷书则更多地融合了六朝和唐人写经的神韵，与北魏书法兼收并蓄，写来古朴端庄。

　　他酷爱传统诗词，常以诗词的方式抒发胸臆，表达情感。如他在1934年秋调浙江杭州盐务稽核所工作，去绍兴访陆放翁故居，作诗云：“少时喜读《渭南集》，血性男儿识此翁。三十年间萦梦寐，龟堂望断浙江东。主人许我一登楼，想见先贤旧息游。越水吴山无足羡，慰人应是此句留。”

　　1937年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侵华战争。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王襄作诗《次韵张异荪丁丑除夕见赠诗》：“放眼河山剧可悲，人间非复太平时。私心有恨空填海，束手无言且咏诗。善处知交皆莫逆，菲才回应未咸宜，年来世变何由靖，坐对寒灯仔细思。”

　　1942年王襄作《饿乡》：“少日未勤农圃业，衰年宜饫蕨薇香。贤愚共此嗟来食，今古传无辟谷方。入世不甘怀饱暖，济民何地有仓箱。饿乡指点分明在，去去将家任退藏。”写出了当年的生活情状。 一些古董商人趁此劝王襄将甲骨卖给日本人，他拒之。是年冬日，日寇于东京举办“大东亚书道展”，伪天津图书馆出面邀请当时已是著名书法家的王襄参加，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他还以旧作《寿王仁安夫子六十生日》文中句以示子侄辈：“人之读书，前言往行，五信诸心，无他焉，欲致用而已。事之来也，不慑于声势，不屈于利害，从容处理，不使溃决不可收拾，所谓见理明，处事当，能行所学者。”同年开始靠鬻字维持生活。

　　1945年日寇投降，王襄在短暂的喜悦之后，看到的却是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民不聊生，由于物价飞涨，“斗米万金”，王襄家中已无零散杂物可卖，鬻字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不得已，王襄拟取出800片珍藏的甲骨出售，以解生活之需。消息一经传出，购者纷纷而至。1946年北京来熏阁图书商人陈某带来几位教授买甲骨，当时问王襄要金条还是要大五福牌棉布，王襄婉言谢绝，因为来的都是东吴大学和齐鲁大学的教授，当时这两校均是教会学校，难保甲骨不流落国外。1950年董作宾自美国来函购买王襄所藏甲骨，王襄亦婉拒。他几次拒售所藏甲骨，避免甲骨流失海外，充分表现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1947年他开始撰写《古文流变臆说》一书至1957年审定，11年间他反复斟酌删正三次，先后删除甲骨文部分的13字，到出版时剩69字。其精益求精可见一斑。同年，在历经20多年的研究之后，写就《古陶今释》二卷，共收2304件陶器上的文字。至1949年《古陶今释续编》三卷完成。共收1370件陶器上的文字。此书皆是王襄手摹陶文，每器文字摹写一纸，可识之字均写释文于下，是概述陶文的一篇重要的文字。他对自己的研究态度更是力求真实客观。1949年74岁的王襄写成《古文流变臆说》，全书收甲骨文69字，金文75字，就甲骨文、金文推考我国文字衍变规律，是《秦前文字韵林》的姊妹篇。此书于1961年出版。

　　欣逢盛世

　　1948年王襄得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读后对子侄辈说：“共产主义就是真。”“共产党一定会成功。”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打进城里，清晨炮声渐稀，王襄出门看到解放军露宿街头，不打扰百姓，谓之仁义之师，立即烧开水为解放军取暖，下午便要来传单观看。

　　新中国建立，王襄认为万方更始，衰老之年能有所作为。他陆续自学了《实践论》、《唯物辩证法》等书籍，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认为：“近年读马列著作，遇矛盾之理皆能立解，且合实际，知共产之学造福社会。不图老耄得此异书，胜读礼运诸篇。”王襄以其耄耋之年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王襄为自己在衰老之年喜逢盛世倍感欣慰。 1953年6月27日王襄受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积极投身馆务工作，撰写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务工作日志。其中有载他为病逝的馆员天津评书艺人陈士和写的挽联“中郎逸业已足堪传犹有流风传叔子，天宝说书今成往迹空怀遗韵惜龟年”，为馆员陆辛农《百花齐放》图题字，为天津著名教育家郑菊如写墓志铭等。同年以78岁高龄撰写完成《殷代贞史待征录》，它是王襄晚年的重要著作，它采用了卜辞断代之法，将每一贞人及相关活动予以排比，共收87人。

　　1955年王襄当选天津市政协委员，1956年以81岁高龄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王襄政治生命最为辉煌的时候。王襄自加入同盟会到支持侄女王贞儒投身五四运动，以及在日本侵华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表现出他的气节与操守，直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终于找到了信仰的归属，此时的王襄心情极为愉悦。1959年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委会聘为委员。1963年文史研究馆建立十周年，王襄写诗赠全馆同志共勉：“文字承平计十年，时休岁泰忆从前，念余志大身常健，共负随君学比肩。”表达了他对时世的满足和对同志的鼓励。

　　1965年王襄病逝于天津，享年90岁。郭沫若为他题写了“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的墓碑。王襄去世后，遵其遗嘱，将他一生的著作手稿、墨迹，收藏的碑拓、印章、图书、字画以及他最珍爱的甲骨全部捐献给国家。这表达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对科学研究的忠诚。

　　王襄一生的研究著作内容广泛，数量繁多，除以上所述著作之外他还撰写了《古镜写影》、《簠室杂鈔》、《簠室题跋》、《纶阁诗稿》、《簠室古俑》、《两汉文物举例》、《滕县金石志》、《纶阁文稿》、《晋斋宝藏彝器款识》、《殷契墨本选集》、《簠室丛录》、《簠室藏泉拓本》、《金文新释》、《契文汇录》、《簠室集古籀联语》等书稿。特别是《簠室题跋》，收入了王襄写在石刻、砖瓦、铜版、写经、碑帖、古钱、古镜、墓志、造像、古玺等的拓片、古书、字画等上的跋文，这些文章更多地记录了王襄的考证与鉴识，许多观点为王襄所独有，也从侧面反映出王襄学识之渊博，涉足领域之广泛，为我们今天研究王襄提供了客观真实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