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草之变一直是书体演变的诱因,而隶书的简化则是楷书胚胎的母体。两汉文化艺术的发达,促进着汉字书法的繁荣,专职书法家与民间书手在不同的领域进行着同样的汉字进化实践与艺术创造实践。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残片中就可看出,早在西汉有些字如“文”“信”等即已见楷书笔法端倪。在近年来出土的大量东汉简牍中,这种笔法呈扩散形势更是屡见不鲜,其为楷书权舆殆可无疑。即便在一些碑刻中如劾于东汉中平三年(168年)的《汉故觳喊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中,不管是刻手的有意或无意,竟然将一部分典雅规范的隶书书丹用刀写得成为面目全非而与简帛书是那样契和的楷书化笔法,绝不是一种孤立的或偶然的现象。以楷书著称并有书迹传世的书法史上第一位大书家是生活在东汉桓帝元嘉元年至三国魏明帝太和四年(151-230年)的钟繇,唐张怀瓘《书断》称其“真书绝妙”。宋《宣和书谱》也称“西汉之末隶宇石刻间杂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见于著录的钟繇楷书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贺捷表》,黄初元年(220年)的《调元表》,黄初二年(221年)的《荐季直表》《力命表》以及年月无考的《宣示表》《墓田丙合帖》等。虽然隶意犹存,但已是纯然小楷。因为都是刻帖,或谓多系晋人、唐人临写摹刻而非钟书原型。从书迹上分析,这些楷书用笔与结构还留有隶书的特点,态势上还未完全突破隶书横画夸张、捺笔肥厚、总体呈宽扁之势的模式,点画关系处在由隶向楷的嬗变过程中,形态与空间关系尚未完全确定,故显得稚拙和松散,但是其起笔的简化与左低右高的欹侧态已不是隶书而是新法了。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期间的书法遗存中有大量体在隶、楷之间的碑石与墨迹。刻石如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年)的《吴九真太守谷郎碑》,西晋泰始六年(270年)的《晋明威将军南乡太守郭休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即义熙元年的《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北周大象二年(580年)等时期的罔山《鸡嘴石刻经》、北齐清和三年(564年)的《造阿弥陀莲座题记》等,以及一些墨迹如1901年至1908年陆续在新疆古楼兰遗址发现的大量木简残纸中西晋楷书写本《三国志》残卷、1965年新疆吐鲁番安加勒克故城发现的晋写本楷书《吴书,孙权传》等都显现出了由隶书的简化与草写向楷书转变的演化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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