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的形成与发展

　　楷书概念，从广义上讲，凡具有一定法度，可作为楷模的字体都可称“楷书”。清刘熙载《书概》曰：“楷无定名，不独正书当之。”汉北海敬王睦善史书，世以为楷，是大篆可谓楷也;又云“伯英下笔必为楷，则是草为楷也。”如此看来，篆书、隶书、草书、行书诸体，书得优者，有约定的法式、规矩，皆可为楷模，从广义上讲，皆可做“楷书”理解。但从狭义上讲，楷书是指在汉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书体之一的楷体。楷书又有“今隶”“正书”“真书”“正楷”之称。不同朝代，又有唐楷、魏楷(魏碑)等称谓。楷书，它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通行至今。楷书因由隶书演变而来，当时被称作“楷隶”，后经魏钟繇、晋王羲之改变体制，创作法则，楷隶至晋完全分流，成为两体，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为区别于“古隶”，晋时亦称楷为“今隶”，实指“真书”。唐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解释说：“字皆真正，曰真书。”历代多以钟繇、王羲之为“正书”之祖，但也有不同观点，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认为汉初“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到底谁为“正书”之祖，已难以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楷从隶来。六朝是真书的大发展时期，当时正处在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可谓百花齐放，姿态各异，好作品迭出，至唐已登峰造极，达到大盛。今人学楷惯以鼎盛时期的唐楷为法，其实，楷书在不同发展阶段，其结体和用线特点各有不同。因此，要全面了解楷书线条的变化特点和用笔，需要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楷书加以研究和审视，以便我们更好的继承前人楷书之优点，创新出有自己风格特点的楷来。实践和考古证明，每次书写线条的变化都预示着新书体的产生。楷书萌芽早在汉代简牍中已见端倪，如西汉后期公元19年汉鸿嘉二年木牍中，便出现少量类似楷书的点画。约书于西汉后期成帝时的《武威礼仪简》，其书体虽是已成熟的汉隶，但已包含楷书成分。1972年秋、1976年夏、秋期间在甘肃居延原址出土的一万多枚汉简，总称“居延汉简”。它约为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100年前)和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后107年)作品，该简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居延汉简”的字体有隶书、章草与极少数的汉篆和装饰书体，由于这批简册多是基层下级卒吏的日常手记，属于汉代民间的书法艺术，大部分是书写率意，行笔粗犷、质朴、甚至潦草，但从这批简册中已看出也有少数字，波笔收缩或没有波笔，有些点画已具有别于隶书的情态，接近魏晋楷书面貌。正是上述民间书法，这些类似于楷书的点画和情态，不仅把汉隶推上了成熟和完善规范，而且孕育了楷书的形成。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的曹全碑，碑藏西安碑林，曹碑中用线不少近于楷书。东汉中平三年立(公元186年)明初出土的张迁碑，藏于山东泰安岱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此碑中隶书为了表达气势之美，有意压缩间架笔画的波挑动作，多用方笔，端正平直，字体严密饱满，笔画沉着有力，其用笔已开魏晋之风，点画可置于今楷中。总之，东汉后期隶书向“楷书”衍化的一支，是成熟楷书的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民族的纷争与融合，西北民族的内迁，中原人民的南移，此时由于道教的兴起以及佛教的输入，令这一时期的中华文化进入了活跃、融合贯通和拓展的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是书体演变乃至整个书法大发展的一个高潮，孕育在两汉时代的草、行、楷诸体，均在这段时间内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而原盛行于汉代的隶书渐趋冷漠，秦代篆书则几乎寂然无闻。中国书法的五种书体，至此已经确立。就楷书而言，三国中的魏国名家辈出，以钟繇最为杰出。钟繇(公元151年~公元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汉末官至尚书仆射，魏明帝时为太傅，人称“钟太傅”，死后谥成侯。钟繇是我国书法史上有突出成就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书法家之一。与汉末张芝、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合称“书中四贤”。其书法楷体最优，人称“正书之祖”，钟繇字结体自然，茂密幽深，被形容为“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宣示表》是钟繇代表作品之一，系单刻帖，无款，传世贴为王羲之所临，小楷，18行。此帖，结体高古，字形趋扁，有隶书遗意。笔画圆厚，体势规整，法度严谨，笔意朴厚、纯朴，章法字密行疏，自然和谐，点画之间，刚柔相济，趣味无穷，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全。《荐季直表》为钟繇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亦是钟繇唯一传至现代的墨本书法作品。此系真赏斋拓本，结体高古，茂密，圆转活脱，章法疏朗，错落有致，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妙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