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碑学”一词，缘起甚晚，到清代后期才成为金石、书法的一个专门术语。然而碑学之复兴，实已酝酿于清初，至乾、嘉、道而大盛，终清之世而不衰。碑学包括两个方面:一为研究、著录、考订碑刻的源流、时代、体制、文字内容及拓本之先后真伪等，这是偏重于文物考古方面的学问，它是金石学中的一部分。一为崇尚碑刻的书派，这是偏重于书法艺术角度的理论。与它相对称的称帖学。
一、金石文字受到重视
清初，清代经学的开创者顾炎武认为:治学、著述犹如铸钱，须采铜于山，若光纂辑因袭前人之说，则如买旧钱充铸.所铸之钱必粗恶。所以他在《金石文字记》序中讲自己对古人金石之文“比二十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们落石，履荒棒，伐颓垣，备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往往怀毫敌墨，掷踢于山林猿鸟之问。”“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清代史学之开创者黄宗羲则从碑刻中研究文史义例，著有《金石要例》一卷。顾、黄二人对一代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治经还是治史，都把金石文字作为可以证经订史的第一手资料。到朱彝尊、钱大听等，除了以碑刻文字证经史外，更推而用以说部文集、地理姓氏的厘订异同、释疑匡谬。白此，世问不敢鄙薄金石之学为小道。由于清代学者治学大多严谨，故著述征信。如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所收录汉碑一以亲见为断;魏稼孙《绩语堂碑录》，叶昌炽称其"阙文瀚字，空格跳行者.皆以原碑为准，钩心斗角，毫发无遗”。付印时亲手缮写校对，一丝不苟，至临终还未完成。也有人要把天下碑版尽量网罗齐全，但毕竞个人精力见识有限，每碑不能悉数亲见，往往转辗裨贩，而出差讹。如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叶吕炽曾校出重复的碑刻即有百余通。赵之谦《寰宇访碑录补》中也有舛误。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纵观有清一代.乾隆以前，金石著作多偏重于碑刻。乾隆以后，有关钟鼎器物的著作渐多，金石二途，各有专精。至清末，殷墟甲骨面世，于是又产生了研究甲骨的新学科。虽然如此，碑刻之研究未有稍衰，著述亦未稍减也。这一门类的金石研究，对书法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碑学之酝酿
明末，书坛上出现了许多各具面目的书家，如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这些书家主要都是法庸宋、宗二王，而能根据各自的气质，不受羁束，笔笔自运而出.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人清后，科举和官场中所写的字，规定要端正匀净，不能有破体俗体，称之为“馆阁体”。一般读书从小就得按此要求习字，加之康熙酷爱董其昌字，而乾隆又喜欢赵孟颊体，故人人淡墨渴笔。尤侗、姜衰英、汪士iE、张照等人书法都是柔媚圆润一路，虽功力颇深，然终究是乡愿字。稍后，鼎峙于海内的三位书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也多少沾染时习。不甘心在赵、董樊笼里的人，就取法于晋唐，甚至汉魏。晋人墨迹在宋代已成风毛麟角，即是唐人摹本，都归人内府，到清代，宋拓唐碑，也成了希世之珍。欧、虞、褚诸家碑刻，日夜椎拓，或已损毁，或细剩一线.重加剑凿。而各种刻帖.不论精粗，大多以《淳化》、《大观》二帖为祖本，宋明以来，一翻再翻，陈陈相因。更何况《淳化阁帖》中所收历代之书真伪杂揉，且摹刻亦不精，虽各家结体稍殊，而笔法雷同，由此擎乳翻刻，更是转辗失真。历来奉为至高无上的《兰亭集序》，根据唐人临摹本，翻刻尤多，至清代吴云竞以“二百兰亭”名其斋。以此传习二王，无异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所以刻帖至此，已到穷途末路了。
穷则思变，最先知几而作的可推傅山(康熙廿三年卒)。傅山晚年，目睹董书风靡一时，馆阁体盛行，指出:“好好笔法.近来被一家写坏，晋不晋，六朝不六朝，唐不唐，宋元不宋元，尚嫂嫂妹妹。”。以为写字须有变化，那种全用人力摆列而失自然之妙的字是俗字，楷书只有从篆隶八分中吸取营养，才能脱去奴态。他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一反时尚的书法美学观点。他还自豪地讲:“至于汉隶一法，三世(傅山、其子眉、其孙莲苏)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傅山的“丑拙古朴’实道出了汉隶三昧。他的一整套书法美学观点在以后碑学派书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山稍后，郑篮用草法作隶书.金农从《夭玺纪功刻石》、《禅国山碑》变化出方斩拙朴的所谓“漆书”。而郑燮则“创为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甚至“间以画法，，自称为“六分半书”。他在“跋《兰亭叙)}’中道出了自己的创造动机:“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学也。况《兰亭》之面失之已久乎!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己意，并无所谓蔡、踵、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古人书法人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胡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后来康有为虽然把金农、郑燮等贬之为“欲变而不知变者”，然而这种在书法上的大胆变革.于当时确是别开生面。他们即使未成为一代宗师，但预示着书法已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三、碑学诸家
碑学宗匠，当首推邓石如。邓石如少年时好篆刻，仿汉印。及长，于友人家纵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眼界大开。于是潜心临写((石鼓文》、秦刻石、汉魏碑胭及李阳冰小篆各百本，又手写许氏《说文解字》，并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加重笔势，增添趣味。每天黎明起身，研墨一大盘，写到半夜墨尽方才就寝。如此五年，寒暑不辍，而篆书成。转而研习汉分，先后临《史晨》、((华山》、((白石神君》、《张迁》、《校官》、《孔羡》、《受禅》、《大飨》等碑表各五十本，三年而分书成。邓氏写字皆“双钩悬腕、管随指转”。篆书参有隶意，结体微方，藏锋以取劲折，博大精深，直追斯、冰。分隶朴茂淳厚，变化多方。观其行楷，纵逸方严，气度高古，知其于南北碑版功力亦至坚厚。草书不守晋人樊篱，虚和遒丽，笔致蕴藉，无唐以后习气。由于他的书法在当时取径卓异，独树一帜，故而亦毁誉参半。金榜、张惠言、曹文谊、刘墉、陆锡荣等人见邓氏书法倾服赞叹，以为千数百年无此作。而毕沉只是器重其人品高尚.而忽视其书法卓绝。至翁方纲因挟私见而力低之，使邓氏不能在京师立足。最可笑的是二钱，钱站初见邓氏篆书，激赏之，既而知篆书乃邓氏年轻时作，干是专攻其不合六书处。钱伯纲亦推服邓氏篆分为绝业、行草人神境。后因知邓氏执笔运笔之法与己不同，亦转而低之。然而邓氏的成就是高于众家的，故曹文值评其四体书为本朝第一，后世以其为碑学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在邓氏之后，碑学派中另外取径而专攻北碑的大师是包世臣。北碑自唐初以来，向不为世人所重，千年间书坛一以二王为正宗。清代金石考据之学兴，有识者始觉北碑之不可弃。康熙时何掉评新出土的《崔敬邕墓志》日:“人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意象开阔，庸人终莫能及，未可概以北体少之也。六朝长处在落落自得，不为法度拘局。”王澎以为“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武亿亦称伊阅诸造像记为古碑林。然终乾隆之世皆轻视北碑，无有响应者。专攻北碑而有成就、有影响的，率先者即包世臣。包世臣早岁曾向黄乙生、王良士、吴育、朱昂之、邓石如诸名家受笔法，悉心研究，证之北碑，以为与古人契合.以其心得，著论书数种，极力推尊北魏，于篆分未尝致力，晚岁兼习二王，故其真行藁草无不工，然似伤于婉弱。其时包氏“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干是世人多崇北碑，耻言临帖。其受业吴熙载，格守师法，精于篆分，兼工篆刻，微乏力，亦名世。
更有道州何绍基，自述其习北碑晚于包世臣二十年，“每一临写，必迥腕高悬，通体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侠衣濡”。其勤苦如此。尝以为包世臣未得北碑“横平竖直”之真髓。何氏除北碑外，于周金汉石唐碑无不勤临精研。其习汉碑，常以整拓二份，一张之壁间，一蒙以油纸，边临攀边观摩，笔法而外，更心追古人行气布局(包世臣亦主张此法)。何氏还化篆分人行楷，而无妙不臻。
何氏之后，以写北碑著名者尚有张裕钊、赵之谦。张氏之书，劲洁挺拔，精气内敛，唯转折处必求外方内圆，伤于刻板。赵氏早年学颜字，后以邓石如、包世臣之法研习北碑。其友沈均初富收藏，赵之谦与魏稼孙、胡澎等，日夜以赏析金石为乐。赵氏篆书取法汉碑额，姿媚动人。其真书得力于龙门造像记，方折劲健，洁净瑰丽，尤见称于世，然稍欠厚重。行书流宕多变，独出机杆，实在真书之上。其友魏、胡二人及同乡陶溶宣取径与赵氏近同。但陶氏略嫌呆板。
清末宗北碑者，如康有为、李瑞清，多得力于摩崖。康有为以《石门铭》为主，参以经石峪大字、二《灵庙》、《爨龙颜》等，结字开张奇宕.运笔纵横态肆，不斤斤于点画之工拙。转折处一带而过，燥多润少，或有讥之为烂绳索。李瑞清探笔法于三代鼎彝，写《郑文公碑》、《云峰山五言》，郁郁苍苍.然运笔多颤掣，有造作气。曾熙与李瑞清同渊源，而能通贯南北、融会方圆，下笔高简，少斧凿痕。
碑学派书家，皆潜心于篆隶真行，草藁鲜有名家。沈曾植初师包世臣，中年以后化帖人碑，且兼采汉晋简赎，多章草笔法，以生拙胜，于包氏有出蓝之妙。
其他，先后如莫友芝、杨舰、徐三庚、杨守敬、郑文掉等，或以篆称能.或以隶见长，或由帖人碑而增其厚重之质，或南北兼采而发其超逸之情，皆一时名家。百年间，学碑而可观者众，不具述。
|
扫一扫
关注最新动态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010-5725-8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