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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法崇尚帖学，书家皆以晋人为宗，直接汲取晋人那初发芙蓉的美，追慕魏晋风韵，求诸萧散简远，最终形成了温文尔雅、秀骨媚妍的明代书风。因此，传神写意的行草书和小楷书体，在明代最为兴盛和普及。近人马宗霍先生在《书林藻鉴》中有云:“明人最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犊之美，几越唐宋。”相比之下，篆、隶则较少有显赫者。
李东阳(1447一1516年)，字宾之，号西涯，湖广茶陵(今湖南茶陵)人，长期生活在北京。他是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为朝廷重臣。李东阳自幼习文，4岁能作径尺大字，长于篆、隶、楷、行、草书诸体。他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尤其是其篆书，在明代极不景气的情况下，异军突起，继承李斯、李阳冰的小篆书法传统，用笔圆均劲健，结字匀称疏朗，对明代篆刻文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李东阳书“马远水”三字:
李东阳对自已的篆书过于自负:“斯、冰之后，直至小生。.但是他的篆书却并不多见.除这件作品之外，只有怀素的《自叙帖》上“成宾自序’四个篆书大字。
李东阳师法颜真卿的楷书，法度谨严，风格清润潇洒，开吴门书法之先声。他的行、草书融有篆隶遗意，而结体宽博疏朗，与古劲细瘦的线条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李东阳的书法，已摆脱了明初台阁体的束缚，对明中期书风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代表作品有篆书《怀素自叙帖引首》、楷书《邃庵铭》、行草书《自书诗卷》等。
李东阳的篆书，在他的书法中是最为突出的。明人王世贞有云:“涯翁篆胜古隶，古隶胜真、行、草。”明人詹景凤《詹氏小辨》亦云:“东阳草书，笔力矫健成一家，小篆清劲人妙。”他对自己篆书也非常自负，曾说:“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明代书家以篆、隶名家者甚少，李东阳的篆书上追唐代李阳冰，下启一代新风。其中锋用笔，圆转稳健，不见锋芒，世称“玉著篆”。其书风格清劲纯雅.笔力雄厚，时称“篆圣”。现在我们看到的李东阳篆书墨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题写在怀素自述帖前的“藏真自序”四个钢筋铁骨、生机勃发的苍劲篆字。
李东阳一生仕宦显达，是其书名逐步升腾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祖籍湖南茶陵，随祖父世居北京。杨一清的《李东阳墓志铭》中说:东阳少小即聪明过人，三、四岁时，即能运笔大书，称为神童。其随后的经历就更加优于一般的人了。他四岁就受到明景帝的召见，6岁和8岁时景帝再次召见，“每赐果钞归”。17岁中进士，18岁选为庶吉士，19岁授翰林院编修职。此后为官50年更是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等。李东阳一生宦海几无颠簸沉浮，生于太平年，稳做太平官，门生故吏前簇后拥，世代功名，皇恩浩荡。尤其是他的晚年，一直任职内阁，官至内阁大学士，参与内阁机务达18年之久，可谓一代重臣。除其显要的政治地位之外，李东阳作为明代的大诗人，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明永乐、成化年间，文坛流行“台阁体”，内容贫弱冗赘，形式典雅工丽，文运极衰。李东阳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在成化、弘治年间，以朝廷重臣地位主持诗坛，奖励后学，颇具声望和影响，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创作了一批有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
【明】李东阳草书《七言诗扇面》:
李东阳作为朝廷重臣.在工作之余潜心学术.“坐拥图书消暇日.，实在难能可贵。他的这件草书扇面明显地带有文人消遣自娱的闲情逸致。
李东阳为官50年，政务之余，潜心学问，手不释卷，著述等身，史称其“坐拥图书消暇日”，勤奋读书，勤奋写作。他曾于孝宗时奉旨任总裁官，撰《明会典》180卷，史料极其丰富。他还著《新旧唐书杂论》1卷，摘唐史事迹，辨其是非。清康熙时，茶陵州学正廖方达集李东阳诗文，编成《怀麓堂集》，刊为100卷。其中，诗30卷，文60卷，杂著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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