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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讲到一个从言论的表现看来似乎极为偏狭保守，而实际却能从书法艺术规律并针对时弊阐述其书学观的书法美学思想的黄道周。
黄道周(1585-1646)，福建人，字玄度，又字幼平、细遵，曾读书于漳浦铜山孤岛石室中，因以“石斋”为号。天启进士，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南京失守，与郑芝龙等拥立隆武帝于福建，自请往江西征集军队，至婆源，为清兵所俘，杀害于南京。为人刚毅耿直，世所景仰。能诗文书画，但他更是一位具有经世治国之抱负的志士。书事对他来说，只不过政务之余事。他明确地说:
作书是学问七八乘事，幸无以此关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间，为稚好临池，声实俱掩。
看来，他对王羲之虽被后世拥为百代书圣，而使其政绩之名声被掩，是不胜惋惜的。或者说，以王羲之的雄才大略，不让名臣茂弘、安石，若不是“雅好临池”，必定会在政治上有光照史册的建树，更能得重名于万世。黄道周为王羲之惋惜，正反映他自己有志于经世治国，无心于书事。但必须说，或许正因为他这种不执著于书事的心态，使其书法随其情性修养而废，有了虽从帖学脱胎，却俨有个人风格面目，高出于一代的成就。
黄道周是否反过来，书名被其忠义之名所掩，特别是其书法美学思想又为其政绩、为其书名所掩?可能也是有的。他的书法美学思想并无特出于时代之处，但对具体的书史和时代书况的看法却有大异于时人者。他说:
书字，自以道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轻靡，便是上流矣。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洞精笔势，道媚逼人}}0虞褚而下，逞奇露艳，笔意偏往，屡见蹊
逗;颜柳继之，援戈舞锥，千笔一意。自此以还，遂复颇撇，略不堪观。才资不逮，乃低前人以为“软美”，可叹也。宋时不尚右军，今人大轻松雪，俱是淫道，未能言诊。 (《与倪鸿宝论书》)
黄道周认为:书法艺术的基本要求，书法美的主要表现是“遒媚”、“浑深”，“不坠轻靡”。王羲之书之所以被其充分肯定，就在于其书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仅从黄道周的沦述看:唐以前他没有提，因为六朝人基本上是遵守王书风范的。虞世南、褚遂良而下，就开始偏离这种风范，“逞奇露艳”，笔意强调法度，着重形姿的“奇”、“艳”。颜柳出，铺毫展笔，筋骨毕显，俨如挥戈舞锥，缺少变化，了无蕴涵，统统失去了晋书的韵度。五代，他没有提，在他看来宋人也是不尚右军笔法，只求抒发个人情志。这种态度，直可与“今人大轻松雪”相提并论，“俱是淫道，未能言诊”。从这些话看来，似乎他心目中只有晋人。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其书法状况，就不难发现:他的认识显然有不同于时人的特点，他虽然极讲求个人的品德修养，却并不简单地从“人品即书品”观出发，否定赵松雪“娇媚无骨”。他确实崇王，但却重视“遒媚”、“浑深”的审美效果，并不学其形势技法。从其言论中可以看出，其时已远非明初，“今人大轻松雪”了。时人的审美心理变了。他没有看到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通以“才资不逮，乃低前人以为软美”视之，这固然是其主观片面，但却反映出他一个坚定的美学信息:“遒媚”、“浑深”在王羲之的时代讲，在其所处的时代也需讲的。他认为:不能用“软美”对赵书全盘否定，他终究是晋唐法度的集大成者，书者把握住“遒媚”、“浑深”的审美追求，赵书还是可以学的。宋元以来，除了米带，没有人全面否定唐人法书，即使在黄道周说话的当时，唐人(当然包括虞、褚)的书艺仍然是人们心目中认为难以企及的值得学习的典范。他对唐以下这样全盘否定，其基本意思既不是在人们“大轻松雪”之时，他要力挽狂澜，也不是如人们所说赵书“软美”无骨，完全学不得了。他的话实际很清楚:“宋人不尚右军”与“今人大轻松雪”，都绝对了，“未能言诊”，有片面性。片面看间题，偏学，就是“淫道”。也就是说，他主张全面看问题，从精神上学古人。
我们从其所说“书字，自以遒媚为宗，加以浑深，不坠轻靡”的观点看，他是力主“工力”和“神采”统一的。他所指的“遒媚”，并非一种具体风格，而是指书法艺术创造的基本要求、原理。“遒”实指力度、气势、功夫。任何时候，字总是要讲功夫的，作为生命意识对象化的书法形象，必须具备可感的力度、气势。正因为它是一种生命形象，就更讲求生命的神采。这就是他所称的“媚”，而其更具体的书法审美理想则是“浑深”—这是很反映其性格特征的:这种以浑深为美，与其作为儒家的政治家和学问家的人格品性观是有联系的。我们民族本来就不喜为人轻靡、品德浅薄的人。重人格精神的内涵，反映在书法美学观上，也决不以轻靡之态为美。直到今天，这种审美观也丝毫没有改变。他的书法也正体现了这种审美形态的追求，刚健婀娜，质朴自然，不坠俗格。
由以仁分析看，黄道周的书论并非从技法的层次上谈问题，而是针对其时人们的书学思想倾向的片面性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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