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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与董其昌同时却与董身世相反、且十分淡泊名利的书法家，叫赵宦光(1559-1625)，字凡夫，又号小臣，南京吴县人，隐居寒山，足不人市。明陶宗仪《书法会要》说他的书法极取《天玺碑》而变化，自创草篆。“由其人品已超，书亦不摄遗迹。”其书学思想也是异于时人的。他不同于丰坊、项穆等人心中只有晋人;他也鄙弃赵孟板式的只有古人没有自己;他讲究学问养书，要求书家有著述立说的见识修养。其主要书学著述有《寒山帚谈》一卷，集中反映了他的书学观和书法美学思想。他对书家的要求是:
能学问不能文章，此儒家之学究;能文章不能翰墨，此君子中之伦父;能翰墨不能法帖，此名士中之野孤;能法帖不能遵古，此好事之俗调。皆所不及。
赵宦光对于作一个书家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他把只能死啃书本，没有自己的见识的人，看做是学究;认为能著述而笔下没有好字的人，算不上高人学士;能写字，却不知取古人之长，仍是野狐;死守古人法帖不能遵循古人的创造精神，也不过是好书而不懂书的俗调。
对于如何认识历代书法艺术的特点，对于如何汲取古人这些特点，他的看法是:
不学唐字不能得法，不学晋字不能得韵。不帷不能得法，且绝古人之血脉;
不帷不能得韵，且昧于宗支家数。不可谓晋无法，不可谓唐无韵;晋法藏韵中。
唐韵拘于法。能具只眼，可直学晋;不具只眼，而薄唐趋晋者，十九谬者。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他也崇古，不过他不像其他人重晋薄唐，却又不知晋唐书各具的艺术特点，更不知何以去学取这些特点。晋书韵胜，但亦有法。唐书法胜，也有韵在。理解到这一点，唐人书可学;理解不到这一点，薄唐学晋也学不出所以。
方法的运用以认识为基础，认识不同，方法不同，目的要求也不同。他认为:
学书须博采众美，始自成家。若专习一家，即使乱真，无过假迹，书奴而已。
“书奴”，“假迹”，本不是他的观点，但几乎五百年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了。正当人们强调如何将自己变成古人不可得时，出现了赵宦光绝然相反的美学思想。为了能获得充分的营养，他主张各种字体的书迹都要学习，而且找各种字体的最佳范本。
学篆，必箱鼓碑，博之以《坛山》、《祖楚》诸金石。唐宋以下，一字不得入肺腑;学隶，必钟传汉碑，博之以蔡芭而上诸碑揭，元代而下不得窥也;学正，必欧、虞、颜、褚，博以钟、王，钟、王非得唐迹不显其妙。宋人而下不得习也;学行，必二王，博之以诸家法帖。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之书不得习也;学藁草必颠、素，博之以章、索，非颠、素不成文也，宋人而下亦不得习。如是五家，各为书法门户，苟先看后笨，则是醉生梦死。
对于学正行书，他反复强调:
不学则已，学必先晋，晋必王，王必羲，羲必汰去似是而非诸枯。
他极力反对以“现在名家写法帖”为临本。他斥“训蒙先生特索现在名家写法帖”以教初学者，批评他们“愚亦甚矣”。
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话过分了、绝对了。但是他不像丰坊、项穆等人看到单一的正行实用字体，他认定作为书法艺术素材，篆、箱、隶、草等都是有生命力的，都是应该学的。而且他也不是一味崇古，以为越古越好。他能有分析地指出不同字体各有不同时代的高峰。尽管崇晋，却并不主张学草书也找王羲之;尽管祟唐，却不主张学唐之隶篆。对于“宋以下人”(当然包括元明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如赵、董者)他认为看都看不得的。为什么?他认为:
世间恶札，一种但弄笔画妍媚，一种但顾雕体圆整，一种但识气象豪逸，求其骨力。若周闻知，更进而谈韵度，尤不知其九天之外。如是书家，亦足名世，可怜哉。骨力者，笔法也;韵度者，字法也。一取其实，一取其虚，取之在学，得之在识。二者相须，亦每相病。偏则失，合则得。
赵宦光认为“但求笔画妍媚”、“但顾雕体圆整”和‘.但识气象豪逸，求其骨力”，都是由于不识何以为“韵度”，也就是说，他认为书法之美，不在故意做作，不在片面地追求所谓气象、骨力，而在形质与气象的统一和谐。从他所说“取现代名家写法帖，愚亦甚矣”和其他一系列言论看，他的话是对赵孟撅,董其昌的书法讲的，他对赵松雪董其昌等人的书法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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