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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是明末清初书家傅山对明中叶之后的书法意识追求的极端化，也是对中国书法几千年来中庸思想的挑战。仅此四句名言，傅山就奠定了在中国书论史上一流理论家的地位，并影响了有清一代直至今天。
傅山(1607一1684年)，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字侨山，别署公之它、石道人，号尚庐;人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晚称老蘖禅。他在明末清初书坛上的地位很独特。究其原因，一般认为，一是他书法理论的独创性，二是其独特的看似狂草、其实是行书的结体和章法的书法作品。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傅山在书法理论与批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命题。傅山先是写了一首关于“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的《作字示儿孙》诗，继之又提出了“四宁四毋”的主张。应当说，傅山对赵子昂的诽薄是与他遗民心理有关的，于是就出现了他的宁拙毋巧的新主张。傅山当时还面临着书法形态学与价值学的剧烈冲突。是做人要紧，还是写字要紧?在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大变革的时代，“做人”和“写字”孰重孰轻是显而易见的。在民族存亡之际，这一问题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谁都知道只有做人才是第一要紧的事!这也就无怪乎他要把“不好好做人”却驰骋翰墨、称霸艺坛的赵子昂当作靶子而进行一番攻击了。正是由于傅山的这些革命性主张，才使其成为中国书法从帖学到碑学的那场范式革命的先驱者，因此，傅山无论在理论还是在艺术实践上，都取得了崇高的地位。
【明】傅山《集古梅花诗》(局部):
傅山的行楷书不多见。此《集古梅花诗》用笔坚挺.生拙多变.与八大的风格相近。但比起他的“一任缠绕’的行书来讲，似乎还是有点儿逊色。
在书法风格上，傅山以其史无前例的竭力缠绕的书风伫立于中国书史。在傅山的类似狂草、实则行书的作品中，其线条的法度意识和传统的点线关系，被其缠绕奔腾的激情所削弱;狂泻、徜徉的狂草线质，被其以长锋羊毫的柔涩所替换。点画、线条从起笔到终止Z意缠绵，满纸狼烟;章法布局几乎摒弃了行间距，波浪翻滚而弥漫无际。这种大泼墨式的创作形式，在此前的古人书法作品中极为鲜见。它所导致的狂乱与浮躁已达极端。应该说，相对傅山而言，杨维祯亏其胆气，王铎欠于清醒。
如果说傅山在这缠绕奔腾的混乱中有一点理性处理方法的话，那就是他通过墨色的调整取得些许韵律感。其行气的荡气回肠、一泻千里，为其“乱草”书增加了传统书法的内核。同样是晚明大家，与王铎的法度第一相比，傅山更令人信服其创造意识。傅山是明季书风的归结者，其深刻的思想使其成了明季行草书的典型;同时，也更体现出了一代亡明遗民的心态。
[明]傅山《丹凤阁记》(局部):
傅山遵循自己的信条—作字先做人。这在他的书法创作活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其行草书在笔画上的起伏变化幅度很大。行书《丹枫阁记》用笔随势而行，流畅自然.墨色浓淡互参.构成了沉着痛快、险竣跌宕的格调。
从本质上讲，傅山最大的贡献不是创造了一种新范型，而是冲击了旧范型，从而为新范型的到来准备了条件。我们虽然还不能肯定地说，傅山是清代碑学的先驱，但他反帖学却是旗帜鲜明的。自傅山之后，清人确实是将之拓展开来了，挖掘出了魏碑、摩崖书法的全新内涵，于是，出现了邓石如、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吴昌硕等等一批碑学大家。他们的书法在追求朴拙、苍劲、金石气这一征途上，奋斗了将近两个世纪，这不能说傅山的“四宁四勿”理论不具有启发和先导作用。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漫长途中，审美思想的变迁无不因时而异，随着时代风尚的变化而形成新的审美倾向。孙过庭《书谱》中“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的观点，正如南朝虞和所言“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因此，“美”与“丑”在不断地进行转化，极美的就是极丑的，极丑的就是极美的。中国书法从晋代到明代初期，书法艺术创作的完美程度已经达到了极致，书法艺术的个性色彩亦损失殆尽，而其对立面的“丑”却个性突出而鲜明。于是，所的“丑”、“拙”、“支离”、“真率”等便成了时代审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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