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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期，虽然曾经发生管、蔡之乱，但经过周公东征，叛乱被平定，周人在广大东方地区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到成王和康王时期，社会和平安定，周王朝日渐强大，欣欣向荣，史称“成康之治”。昭王时期虽然对南方楚国的军事征伐遭到失败，对周王朝的国力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是周代金文书法逐渐演化成熟的时期。在灭商之初，周人的青铜器铭文还带有比较浓厚的商人风格，但成王之后，这种局面迅速改变，金文书法所蕴含的艺术美感被逐步发掘出来。
西周最早的金文书法作品是周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
《利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渔，现藏于临渡县文化馆。《利簋》是目前有关武王伐纷文物的最重要的发现，是目前已知的时代最早的西周有铭青铜器。其铭文基本沿袭了商代金文的特点，结体纵长，点画粗细均匀而缺少变化，但有一种豪纵之气。
利簋铭
《天亡簋》又名《大登簋》、《联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天亡篮》制作于武王克商之后不久。“大聋’即“大礼”。铭文的内容与武王克商有关，可以和史书记载相互参证。其铭文点画已经不大看得出运笔时的锋锐，起笔和收笔都显得有些钝拙。点画粗细均匀一致，字之大小参差错杂，疏密有致，随意而散乱，字体皆略带倾斜，有一种天真之趣，已经显示出周人自己的书法艺术特色。
周成王时期的作品有《刚劫卣》、《叔德簋》、《何尊》、《禽簋》等，其书法自由随意，风格各异，商人的影响在逐渐消退。如《何尊》，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藏宝鸡市博物馆。其铭文是在去锈之后才发现，古拙而朴厚，结体散漫而自由。形体的大小随着结字的不同而随意变化，大小错落，不拘一格，点画也随各字的繁简不同或粗或细，随意运用，却决不破坏风格的整体性。
康王以后，带铭文青铜器数量明显增加，其书法已基本摆脱了商代的影响，字形大小趋于整齐，布局也更加规范，点画的书写也表现出明显的装饰和修整痕迹，艺术审美价值逐步提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庚赢卤》、《大盂鼎》等。《大盂鼎》，又称《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通篇结构谨严，部首的搭配都经过深思熟虑，其连接、挪让、错落、平衡、匀称、疏密、轻重、曲直、俯仰等都恰到好处。笔法和线条尤其令人赞叹。遒劲的笔力加上完美的布局，使全篇铭文深沉含蓄，凝练朴茂，浑厚圆润，饱满丰映，为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品之。
大盂鼎铭
昭王时期，金文书法进一步走向成熟，风姿各异，水平较高。代表作品有《令簋》、《作册令方彝》、《作册令方尊》和《召卣》等。《令簋》，昭王十六年时作，传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铭文记载昭王伐楚，可以与史书记载相印证。布局随意，点画遒劲，书写自然，结体不拘一格，天真烂漫，大方得体，自然和谐。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仍未完全摆脱商代金文的影响，其总的风格是雄强浑厚，凝重古朴。这种风格是和西周早期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诗经》中创作于西周前期的《周颂》诸诗也同样凝重古朴，甚至艰深晦涩。前人论三代之文化，每谓古人尚质，实则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一切都很原始，艺术自然更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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